客体关系理论家们一致认为，个体的人格是在与客体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母婴二元关系”是最为决定性的关系，是形成个体内在客体关系结构的第一环境，个体的精神或人格的病理性缺陷，必然是早期客体关系的结果。因而，客体关系理论取向的治疗师总是试图从母婴二元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精神病理现象并给予治疗干预的。
克莱茵认为，个体的死亡本能（冲动和恐惧）是引起儿童“内在死亡焦虑”和“被迫害感”的原因，被迫害感是一种害怕被母亲报复的恐惧，而这种早期的焦虑和恐惧体验一旦形成，就会直接影响到成人以后与其他亲密关系对象的关系，也会带入到分析关系中。
在克莱茵看来，分析治疗过程创造了一种环境条件，使患者既往经历的那些幻想、恐惧、爱与恨，以“移情”方式表现在治疗关系中。所以，分析治疗的重点就是对移情进行处理，包括对移情进行解释与分析。治疗设置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早期被内化到个体精神中的内在客体关系模式和内心冲突“外化”出来。通过治疗师在“早期父母”位置的工作，使患者被内化的父母客体的严厉性（或惩罚性）在新的关系中得到修正，由此带来内在客体关系结构与体验的改变。
费尔贝恩在接受克莱茵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将重点转向对“坏客体内化”这个精神发展环节的讨论上。他认为，儿童借助“分裂机制”（即割裂）将坏客体从完整客体中分化出来，加以防御和内化，然后将其压抑到潜意识层面。这样，儿童就将环境“美化”，就不会意识到或感觉到坏客体的存在，从而达到保护自己脆弱内心的目的。
如果儿童压抑失败，或者被自体内化的坏客体得以充分释放，就表现为各种心理问题或症状。譬如，无休无止的负能量释放，没完没了的折腾与攻击。治疗的目的就是让这些被压抑到潜意识的坏客体以及所伴随的情感能量得以安全释放。为此，治疗师必须成为有足够耐心的好母亲、好客体，让患者在一个安全的、不触及其“自罪感”的环境中逐步释放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坏客体（负能量），最终建立起直接的、真实的、充分的人际关系。
与克莱茵和费尔贝恩分别对“死亡驱力”和“怀客体”的强调有所不同，温尼科特从正向维度进行描述，他认为：精神疾病的产生的根源，是儿童没有得到母亲适时的、足够好的照顾，因此无法形成真实的、自发的、完整的自我。如果说，克莱茵和费尔贝恩强调了“攻击”、“恨”和“恐惧”的话，温尼科特强调了“爱的缺失”。
所以，温尼科特理解的治疗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有控制的退行”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对患者的“重新养育”。通过患者的移情以及移情性退行，患者将重新经历早期抚养的心路历程，以便重建真实而健康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性的治疗设置、治疗师的耐心、可靠性以及宽容、忍耐、节制所营造的“抱持性气氛”，是治疗得以成功的基本保障。
温尼科特与人本主义治疗家秉持相同的理念，他相信，治疗关系中是患者在自我疗伤，治疗师充当的主要是“作为环境的母亲”及患者需要他/她扮演的角色而已。
客体关系及发展自我心理学家玛格丽.马勒，她对个体早期养育的“阶段划分”有公认的贡献。她认为，自我封闭期（新生儿自闭期）与共生期亲子关系的中断，或者此期间遭遇其他严重的创伤事件，就会导致人格发展停滞，形成各种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病。
譬如“自恋性精神病”（大致指康伯格的“边缘性精神障碍”或科胡特的“自体人格疾患”），在马勒看来，就是因为婴儿在共生阶段母婴依恋发展不良，未能与母亲形成正常的“共生圈”，从而导致了人格发展的停滞。而“共生性精神障碍”（大概指“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患者，则是由于分化不良，无法进入个体化阶段所致。患者所有的努力都试图向共生阶段的退行。实际上，由于这样的共生状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患者的解决方案通常是：进一步退行到更早期更原始的发展阶段——自我封闭（回避接触）状态。
由于此类心理障碍或精神病无一例外地与婴儿早期与母亲的关系有密切关系，所以，治疗就是让病人重新经历早期的发展历程，达到较高水平的客体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或充当母亲替代者的角色，发挥辅助患者自我功能的作用——或促成患者自我的整合，或帮助形成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
对自恋性精神障碍、共生性精神障碍的患者而言，治疗师的高度耐心参与并给予患者足够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治疗师必须能让患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去经历这个心理过程。
试图对精神分析进行理论综合的康伯格，他对边缘型人格（精神）障碍的研究与治疗最为有名，并且在理论上获得认同。他认为，边缘型人格障碍是“神经症性”与“精神病性”之间的过渡状态，而且是一种具有衡定病理性的人格结构。对于边缘型人格患者，支持性的治疗常常陷于失败。而且，病人难以与治疗师建立起真正的治疗关系。
所以，康伯格对治疗师提出如下具有临床价值的建议与忠告：①治疗师可以直面并指出在治疗中患者对治疗师的负性移情。②对有损患者的自我功能与现实检验能力的病理性心理防御机制，治疗师可以提出质疑。③通过强化治疗情景，强调治疗设置的方式，阻止患者将某种病理性的移情性情感付诸行动。④适当地控制治疗性退行的速度与深度，否则，可能会迅速引起未整合的、原始的客体关系的过早激活，使治疗关系陷入灾难。
客体关系理论所定义的患者，不论是孩子还是人格处于原始幼稚状态的成人，都是寻求父母般关怀的个体。面对孩子的“负能量”的移情，以及因移情而导致的“投射认同”压力，治疗师需要有足够的技术灵活性，面对自身问题的勇气，以及处理自己不良情绪的能力。对治疗师而言，最难的便是不得不面对自己人性中“邪恶”的成分。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温尼科特在其论文《反移情中的恨》中的一段感言：“分析师必须忍受紧张，这也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期，而不能企望患者知道自己在做的所有事情是什么。要做到这一点，治疗师必须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恐惧和仇恨，知道自己正处于一个还没有生下来或者才生下孩子不久的母亲的位置上”。
（南岛／向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