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拥有漫长而古老的饮酒历史。陶器、青铜器考古出土发现,大约距现在4000多年的中国夏代,酿酒技术就相当成熟。上古时期有两位真正的酿酒大师,一位是夏禹时期的仪狄,酿酒甘美;另一位是夏第七代君主少康,他发明了秫酒。到了商代的中晚期,人类社会掀起了一个饮酒的高潮,再往后便是我们熟知的酒圣杜康,他生活在晚一些的东周时期,所以有人说,杜康的酿酒技术实际上承传于少康。
西方有关于酒的更为古老的记载。公元前3000年左右安吉人就第一次制作出了啤酒,大概在公元前一个半世纪,意大利人马克思.卡图记录了最早的葡萄酒配方。公元800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代),阿拉伯炼金术士发明了蒸馏术,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应用使酒精的规模化生产(而不是酿酒)在阿拉伯世界成为可能。
总体看,大多数饮酒者是男性,其中嗜酒者中男性是女性人数的5倍。饮酒的男人们普遍认为“小酌”有益于身心健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足以证明“酒精疗法”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普遍而适用的情绪、情感调节方法。不过,当一个人因为过度饮酒而形成身心依赖时,酒就不再是一个有益的东西了,反倒变成了需要“戒断”的精神活性物质。
过去,我们习惯用“嗜酒者”“酗酒”或“酒精中毒”来描述对酒精的过分依赖,目前倾向于使用更为严格的词语来界定这种行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酒精依赖综合征”来代替这些用语。所谓的“酒精依赖综合征”,专指因过度饮酒而导致的身心不良状态,包括(1)为满足心理需求而不间断地或周期性地摄入酒精,或者(2)为避免无酒精摄入所产生的不适感而持续摄入酒精。
但请注意,酒精依赖者对酒精的“耐受性”并不一定出现,这一点与其他活性物质有明显不同。
无论我们怎样为自己寻找喝酒的正常理由,或者进行自我安慰,我们都必须看到:酒精滥用与依赖早已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其破坏性远远超过其他成瘾行为。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2001年有一个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酒精依赖在美国的终身流行率高达13.4%,相当于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符合酒精滥用与依赖的标准。俄罗斯等高寒地区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在中国,每每因为过度饮酒、醉酒导致的行为失控,在互联自媒体上并不鲜见。
由于酒精总体来说是一种抑制性药物(也是选择性兴奋剂),常常导致酒后个体的情绪与行为管控力减弱,判断力下降,极易出现行为风险。所以,车祸、打交警、行为失当、自杀、强奸等事件常常与酒精滥用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酒精滥用是攻击行为及躯体伤害的常见原因。在美国有一项调查(Brewer,Morris,et,al,1994)发现,超过半数的汽车事故损伤与酒精滥用有关,另有40-50%的谋杀、40%的人身攻击和50%的强奸与酒精滥用有关。不仅如此,在一些崇尚酒文化的地区,脑萎缩等器质性损害与酒精依赖也高度相关,尤其是那些长期醉酒或者长期间或性狂饮酒者,其脑萎缩的风险极高。有大量的资料显示,大约37%的酒精滥用者同时患有并发精神疾病。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男人们之所以对就情有独钟,是因为酒可以解除压抑,释放冲动,激发想象力。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将进酒》作为千古绝笔。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曾有对酒恰如其分的赞美诗篇:“它使秘密得见阳光,它让希冀不被遗忘,懦夫成为战场勇士,心头重担瞬间释放,艺术之光因其指引而更加辉煌。问世间谁能不为这欢腾的杯中物歌唱,又有谁不愿去汲取这透明的宝藏!”
当然,这些只是诗人笔下的美好,实际上酒精的坏处的确不容忽视。日本有句谚语说“一朝饮酒不得停,酒精终夺人性命!”中国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第一杯人喝酒,第二杯酒喝酒,第三杯酒喝人!”以此劝导人们饮酒要适度,不可酗酒。
酒精滥用与依赖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酒精摄入对大脑功能的渐进影响:当我们摄入量较少时,酒精可以刺激特定的脑细胞(快乐中枢)并令其兴奋,帮助大脑释放存在于体内的“自生鸦片”——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当摄入量较高时,酒精作为抑制剂会缓解大脑功能的运作,抑制脑兴奋递质——谷氨酸盐的释放,从而减缓大脑部分区域的活动。抑制谷氨酸盐的分泌会损伤大脑的学习能力,并影响高级中枢的判断力及推理能力,同时造成自控力下降。由于个体的自我约束控制力下降,此时的饮酒者会不自觉地放纵自己尽情畅饮。随着酒精摄入进一步进行,醉酒程度加深,饮酒者的很多运动性失调症状会开始显现,各种躯体感知觉(冷、疼痛等不适)变得麻木。他们感到温暖、舒适且自我感觉爆棚,现实的不愉快一扫而光,自尊体验明显提升,原始全能感、胜任感油然而生,自信满满。这个时候,即便是偶遇的陌生人也会变成知己。醉酒者放下了一切烦恼,开始进入一个不真实的、充满想象的完美世界……。
对饮酒者而言,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02%(20mg/100ml),就被认为属于酒后状态,这个时候如果驾车,属于酒驾。如果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08%,则被认为处于醉酒状态(而不会考虑当事人的酒量),驾车就属于醉驾。醉驾状态的当事人,其肌肉间协调合作、对速度的判断以及视力都会有问题,思维判断能力受损,甚至思维混乱,尽管当事人自己觉得可以安全驾驶,实际上行为异常危险。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5%时,大多数个体的神经平衡几乎全部打破,甚至会出现昏厥。这种毫无知觉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当酒精含量超过0.55时就会导致死亡。
与醉酒直接关联的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它与一个人的饮酒量并不是具备一致性,因为不同的个体抵抗醉酒的能力是有区别的,这首先是反映了在“解酒能力”上的差异。解酒能力指酒精的代谢能力,它取决于以下因素:(1)饮酒者的身体状态;(2)胃中的食物量及状态;(3)饮酒的时间长短和速度;(4)个体的酒精分解代谢能力(通常与胃、肝脏和肾脏有关);(5)个体对酒精的耐受性;(6)饮酒者的态度及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女性对酒精的代谢效率较男性低,因而女性摄入较少的酒精就可以产生醉意。当然,饮酒者的个人意志力和警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或克服摄入大量酒精后的醉意,并保持清醒理智状态。
饮酒对性欲望和性能力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从身心角度考察发现,酒精带来的第一反应是对性的抑制减少,正所谓“酒壮色胆”,但同时也减弱了性的功能。这正如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所说,酒精“激起欲望,却带走能力”。
除此之外,醉酒可能带来“记忆丢失”,醉酒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醒来后却是“一片空白”,近期记忆严重丢失(严重时可诊断为科萨科夫综合症)。另一个与醉酒相关的严重后果是“宿醉”,即一种轻型急性酒精中毒状态,它是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酒精之后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表现为隔夜休息后,出现头痛、眩晕、疲劳、困倦、恶心、反胃、发汗、极度口渴、认知模糊等症状。
为什么会出现宿醉现象?这是因为尽管体内的酒精已经完全排出,但肝细胞无法将酒精代谢后的遗留的有害物质(譬如乙醛、甲醇等)全部清除,从而造成急性中毒症状。所以,宿醉现象常常与当事人“大量饮用劣质酒品”有关,健康饮酒者需谨慎选择酒的品质。
最后,酒精滥用最严重的后果是出现“酒精戒断性谵妄”,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精神疾病状态,过去称作“震颤性谵妄反应”,即,长期无节制饮酒后,突然停止摄入酒精,就会出现各种症状,完整的症状包括:(1)对时间和地点的定向力丧失,例如可能不认识医院的方向,错把医院当成进监狱,或者认不出自己的朋友;(2)形象而生动的幻觉,主要是一些快速移动的小物体、小动物,例如老鼠、蛇、蟑螂等;(3)极度恐惧,害怕这些动物会恐怖地变形和变幻体型大小;(4)易受暗示,容易因暗示而立即产生幻觉;(5)手部、舌头和嘴唇明显震颤;(6)其他附属症状,譬如出汗、发烧、心律不齐、舌苔厚及口臭等。
酒精戒断性谵妄的发作通常会持续3-6天,之后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当患者醒来后恢复正常,除了少许自责外,几乎没有别的遗留症状。令人遗憾的,大多数戒断性谵妄患者并不会因此而戒酒,经过数周或数月后大都还是会恢复饮酒,并开始新的一轮病情发作。
个体对酒精以及含酒精饮料不仅有心理渴求也有生理需要,导致酒精滥用和依赖的心理社会因素也较为复杂,学术界除了从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考察其成因外,主要强调心理社会因素对这一成瘾行为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影响因素有:
(1)父母的引导与家族习俗。首先是父母自己的示范作用,当然,不恰当的“禁忌”也是造成酒精成瘾的重要因素。父母对饮酒的态度,以及对童年及青春期接受的管教方式,包括对其同伴交往的管理,对饮酒习惯的养成都很重要。考察发现,父母的饮酒习惯及酒精滥用与子女的酒精滥用有极高的一致性。一些缺乏正面效应的禁酒措施,不仅无助于减低子女对酒精的兴趣,相反推高了他们对饮酒乐趣的心理期待。研究指出,父母的嗜酒问题,同时也会增加家庭中负性生活事件的不可控性,进而导致消极情感,使子女与物质滥用的青少年接触,从而促使他们在儿童晚期、少年初期就开始各种物质滥用。
(2)人格特征及心理易感性。从专业上说并不存在“酒鬼人格”一说,但个体使用酒精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心理防御方式。譬如通过大量饮酒来麻醉自己,或者释放、宣泄自己,或者自我疗伤?这些防御与当事人的人格类型是高度相关的。近些年的许多研究发现,有物质滥用或依赖问题的人,其并发的心理人格问题以反社会人格、成瘾障碍(自体行为疾患)和品行障碍居多,其中,反社会人格者的物质滥用比例相当高,而在酒精滥用的个体中,有57.9%的人存在人格障碍,其中22.7%属于反社会人格(数据来源:《异常心理学》第13版4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3)减轻压力、降低紧张和放松。典型的酒精滥用者大都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不能够直面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不愿意承受生活的压力,于是选择“借酒浇愁”,因而难以做到饮酒适度,并以酒精滥用、醉酒来麻痹自己或以此获得短暂放松。另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将酒作为减压工具也许只是局部现象,最重要的还是当事人的饮酒动机。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是否摄入某种酒精饮品,是由个体自己的偏好决定的。动机与当事人对酒的认识有关,与价值观有关。动机决定一切,而且这种动机是可以被强化的,心理减压往往只是饮酒的附带效果。
(4)婚姻及亲密关系的焦虑。有亲密关系支持,处于积极的人际关系中的个体,即使饮酒也不会轻易滥用酒精。也就是说“喝快乐酒不易醉”。这时个体对酒精的代谢能力、耐受性会提升,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正是如此。相比之下,那些缺少亲密关系支持的成年人,在面临悲伤或冲突之后,通常选择借饮酒来释放被压抑的情感,这是常见的过度饮酒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当婚姻关系面临危机时,尤其是那些引起“伤害或自我贬低”的危机,当事人很容易陷入过度饮酒模式而不能自拔。而且有证据显示,人在负性情绪下对酒精的分解代谢能力会下降,更容易醉酒。
(5)社会期许与亚文化认同。研究指出,一个人的认知期待对于饮酒习惯的建立有关键作用。实际上,你自己怎么看待饮酒和酒文化,你所处的亚文化环境(社会的及组织的)如何对待饮酒行为,将成为你是否选择饮酒的重要参照。许多年轻人初入社会,之所以选择饮酒是因为他们坚信,饮酒可以让自己在同伴中更受欢迎,并且他们视“狂饮”为一种“英雄壮举”而不是酒精滥用。也就是说,人们饮酒习惯的建立大都出于成人社交的需要,在置身其中的社交圈子里,社会期许是要求个体做一个“耿直的”、“重义气”、“够朋友”、“懂社会”的人,而“是否能喝”以及在酒桌上的表现,可能成为赢得此类评价的风向标。
精神医学对于酒精滥用和依赖的主要治疗手段是药物,其中,戒酒硫是一种可以使人在饮酒后产生强烈呕吐的药物,用于阻止服药后的饮酒行为,但这一方法是消极方法,很少单独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药物是环丙甲羟吗啡酮(naltrexone),它是一种对抗性麻醉剂,通过阻断饮酒产生的快感来减弱对酒精的渴求,降低饮酒动机,适用于那些对酒精有强烈生理欲望的个体。目前,相关戒酒的药物研究成果在不断更新中。
就酒精滥用与依赖的心理治疗而言,个体心理治疗、家庭治疗、伴侣治疗、行为与认知行为治疗、团体治疗等是可用手段。总体来说,轻型酒精滥用以心理治疗为主,重型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则应以住院条件下的药物治疗为主。对于大多数酒精滥用与依赖的患者来说,戒酒的动机和决心是第一位的,联合使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两种手段也许是必要的。
(南岛/黑风)